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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袭占上海，时间极为紧张，于明很忙，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没有时间。不然的话，他恐怕会下令让各部队轮流安排战士们进上海的电影院去看看电影，自己可能也会带着韩静萍、朱琳和藤井美惠子母子去看电影。没办法，袭占大上海的影响太大了，现在打开收音机，入耳都是六十七军攻占上海的新闻。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新闻社都发通稿，祝贺六十七军攻占上海，评论六十七军攻占上海的巨大影响。武汉，南京、四川大后方双方的通讯社、电台都在积极评价攻占上海的作战行动。大后方的民众们走上街头，冒着可能被日机空袭的危险，高呼着抗日救亡的口号，进行游行。就是眼前的大上海，满街都是抗日标语，上海的工人组织了起来，在六十七军和老黄带领的地下党和战士的带领下，帮助六十七军搬运物资，分发领取救济粮，热闹的很！
见张善昆局促不安、额头上都冒出了细密的汗珠，于明哈哈一笑，说道：“张老板，见了日军司令官都不害怕，见了华夏自己军队的司令员怎么反而紧张起来了？”
张善昆慌忙从兜里掏出手帕擦拭一下额头上的汗珠，嗫嚅着说：“于将军，不，于司令员，鄙人叫张善昆，是新华影业公司的老板。”
于明手一摆：“不用自我介绍，我已经知道了。坐吧，把你的要求说一下。”
张善昆这才坐下来，还没开口呢又慌忙站了起来，于明只好说我还有事、你抓紧时间说，张善昆这才说道：“于司令员，新华影业公司是专门拍电影的，是我和同仁们创办的，真的没有日伪背景。请你明察！”
于明点点头，坐下来直接提笔写了张条子，喊警卫进来，要他马上派人送给特勤队，立即停止对新华影业公司的查封行动，把部队撤回来。交待完，于明忍不住嘀咕了一句：“乱弹琴！”
张善昆没有想到自己天塌一样的大事，这么快就办好了，心思也活络了，马上就邀请于明到新华影业去视察，接见创作和演职人员。并说新华影业公司的职员们都非常期盼和六十七军在一起交流，认识认识真正的抗日英雄。
上海文化界有光荣传统，这里是左联的大本营，可惜夏衍、矛盾等旗手人物都已经转移到了香港，而且已经接到了通知，正乘船赶来上海和六十七军会合，连夜向粤省朱泾村转移。本来，于明曾想在上海开三个座谈会，一个新闻记者座谈会，一个工商业代表座谈会，一个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但是时间紧迫，只能开一个。于明选择了召开新闻记者座谈会，要通过积极抗日的新闻工作者宣传抗日。这文化工作者座谈会就只能搁置不开了。
于明简单询问了一下新华影业公司的周贻白编剧和卜万苍导演近况如何。这一问，拉近了距离，打开了张善昆的话匣子。
张善昆说，新华影业公司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规模，主要有几点，一是艺术创作上坚持创新，二是经营手法上学习犹太人的经营策略，三是有一批热爱电影事业的电影人。艺术创新上，上海刚沦陷时，租界人满为患，一些影剧院连续放旧电影，还有一些电影公司大量拍摄鬼怪题材，麻醉对抗战前途迷茫的民众，日本人大肆放映伪满洲国拍摄的《新地》、《东亚和平之路》等电影，进行奴化教育。新华影业公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投巨资拍摄了《木兰从军》，激励抗日热情。
结果一炮走红，夺得了票房冠军。经营手法上，学习犹太人精打细算、善于造势和窥破商机的做法。当年，犹太地产巨商哈同为了提高南京路营业房租金收益，就曾经把南京路用一块块的铁板铺起来，使南京路地价、租金飞涨。新华影业公司借鉴这种造势作法，在广告宣传上花样翻新，不落窠臼。比如，《新桃花扇》上映时给每张电影票附赠一把扇子，费钱不多，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到《夜半歌声》上映时，公司在金城大戏院门口放了一口大棺材，挂出巨大毁容的恐怖人像，并用绿灯泡做眼珠，面目狰狞，气氛可怖。第二天就在报纸上登出了吓坏路过小孩的消息，后来小报上又登出一个小孩被吓死的新闻。一时间，传遍上海千家万户，造成新闻效应，成了特大社会新闻。公司随即在每天登出的《夜半歌声》电影广告上特别用黑体字加上“请勿携带儿童观赏”字样，以提醒观众。说白了就是抓住观众的猎奇心理。
张善昆越说越兴奋，两眼放光，接着就要说新华影业公司的创作队伍和演职人员的出众表演了，还想说电影明星是多么漂亮。于明忙制止了他，告诉他以后有机会再听他侃大山、摆龙门阵。
听到于明下逐客令，张善昆这才想起面前的是率军一夜之间攻占上海的抗日英雄、传奇名将，不是电影业同仁，更不是看电影的观众。他孟浪了！
张善昆连忙道歉，并说回去后马上派人把公司的电影拷贝送一些过来，让六十七军战士在空闲的时候观看，丰富一下业余生活。
这倒是说到正点上了，于明点头应允，并鼓励新华影业公司以及上海电影人多拍宣传抗日的高质量影片。
张善昆走后，于明想着他说的制造广告轰动效应、抓住观众猎奇心理的事儿来，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一理通百理通，这种手法用到军事指挥上，那就是伪装欺骗了。既然委员长胆子小不敢派第三战区部队进占上海，我军主力又必须迅速撤离，那就在上海上演一出真实版的迷惑、欺骗小鬼子的好戏，骗死他个狗日的小东洋！
委员长不派第三战区部队进占上海，导致我军的作战计划必须修改，不能就这样连小鬼子面都没有见就撤的干干净净。那样，不利于进一步调动日军。但是，上海的情况又很特殊，三面临水，一旦日军海军联合舰队赶到，封锁长江出海口，进而封锁长江水道和黄浦江水道，那我军就真的是插翅难逃了。委员长不允许我军激战后退向第三战区防区，唯一的退路被堵死了。
于明当即给韩勇发去急电，报告当前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主力今夜由陈喜娃、王敏、何长华率领军队撤离上海，留于明率特勤队和一团留守上海，继续伪装主力，迷惑日军。待日军进至上海外海时，一团和特勤队主力乘夜色经海路撤退富阳，于明率特战一中队仍然坚守上海。待日军大举扑向上海后，于明再率特战一中队乘船经苏州河、运河过长江，从镇江附近的三江营进入内运河，返回南京。
这个计划大胆之极，但是值得冒险一试。因为日军海军很可能正在集中力量往上海赶，比陆军各部队到的要早的多的多。日军的步兵要想赶到上海，那得一段时间呢。
因为只要于明在上海，失去了统一指挥的上海周边地区日军各部队就不敢孤军冒进扑向上海，他们弄不清六十七军在上海到底有多少部队，怕再次遭受重大打击。只有等部队完成集结，从水路赶到上海附近，日军才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到了那个时候，八十师主力早已返回粤北，就只剩于明在上海唱空城计了。以于明的身手，又有精锐得天下无出其右的特勤队一中队保护，偷越日军封锁线并非难事。
于明年轻气盛，电报一发就万事大吉，不知道韩勇和李钦文等人他们在地图前揣摩再三，眼睛都快熬瞎了。最后，李钦文一句话总结到位：“与袭占上海取得的成果相比，面临的风险就显得小了许多。以于明的身手，小鬼子想困住他，恐怕下辈子都做不到。给于明发报，授权他自由裁定，最后留在上海的人越少越好，只剩他一个人最好，一点负担都没有！”
于明一身武功，高明得超乎想像，给他身边多派一个人都是多增加一个负担。如果是他一个人，那么高明的身手，流利的英语、日语，不要说是小鬼子了，就是英国佬、美国佬，恐怕都拿他没办法。所以，李钦文才说出了让于明自由裁定的话。
犹太人和华夏的不解情缘发端很早，学术界考证有周朝或周朝以前说、汉朝说、唐朝说等三种观点。无论这三种观点是哪一种正确，但宋朝的京城开封是华夏古代犹太人的主要聚居中心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清末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国际犹太人组织在关心开封犹太人的生存状况。当然，令国际犹太组织想不到的是，宗教凝聚力那么强的犹太人，竟然在华夏的土地上被同化。开封竟然找不到一个纯种的犹太人了。汉民族、汉文化的同化力犹如浩浩大海一般，吸纳了古代犹太人的涓涓细流。
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上海历史上共有三次犹太移民高潮，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中东塞法迪犹太人、20世纪初叶至30年代末俄罗斯犹太人、30年代至今的德、奥等中欧国家的犹太难民。
中东塞法迪犹太人属于经济型移民，先是靠贩大烟起家，暴富后在上海投资地产，后逐渐扩展到外贸、公共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领域，形成了沙逊家族、哈同洋行、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几大著名的犹商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网络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上海的经济命脉和发展荣衰产生了影响。这部分人约有1000人左右，形成了塞法尔迪中东犹太人社团。
俄罗斯犹太人属于政治移民。这部分犹太人是从俄罗斯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通过海路或铁路到上海的。分三批，第一批是十月革命前因为沙俄排犹而逃向哈尔滨进而悄悄迁往上海的犹太人。第二批是十月革命后大批涌向哈尔滨的犹太人，其中一部分辗转到了上海。第三批是九一八事变后从哈尔滨逃亡上海的俄罗斯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在上海总数大约4000人左右，组建有阿什肯纳兹俄罗斯犹太人社团。
中欧国家犹太难民问题起因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掀起的反犹浪潮。
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欧洲国家普遍存在反犹、排犹情绪。希特勒利用了这种情绪，并把犹太人说成是全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种子，任何民族生活秩序的破坏者。到1935年9月15日希特勒召开纳粹党纽伦堡大会的时候，竟然制定了新法律，公然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
说起犹太难民大规模逃往华夏，有两个原因必须说清楚。
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的因素。犹太人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民族，最擅长经商、积累财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资源丰富的东北大地让日本人的眼睛都红了，急于开发东北的资源，好支持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开始的时候，关东军试验从日本移民到东北，结果第一批移民计划失败，最后只剩下两户移民留在移民村。这个时候，日本人瞄准了富裕的犹太人，一些日本犹太问题专家开始研究尝试利用犹太资本建设东北问题，因为这样做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取悦美国。犹太人在美国势力大，日本人这样做，容易引起美国犹太资本家的好感。
日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有基础的。日俄战争的时候，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雅可布·歇夫出于对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排犹政策的仇恨，曾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主动向日本提供资助。明治天皇曾破例在皇宫内邀请雅可布·歇夫共进午餐。也就是说，日本人认为他们和犹太人之间有传统友谊。
等到希特勒上台后一搞反犹运动，日本就制定了个“河豚计划”。日本钢铁业大企业家鲇川义介1934年在外交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这就是河豚计划的滥觞。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责成各驻欧洲使馆大量收集有关犹太人的情报，还在国内设立了专门的犹太问题研究厅。日本情报机关还派出“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等间谍到欧洲活动。最后安江仙弘等人提出了有关犹太移民的详细计划。同年，日本外务省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将其命名为“河豚计划”。
毕竟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