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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决定了杨溥在明前期政治中的地位。当宣宗急于以改变吏治解决国家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在内阁中真
正能够起到作用的还是杨士奇那样通于决策的干吏，但是当国家政治转向简约守成的时候，老年人政治便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杨溥虽然是“三杨”中年龄最轻的一个，但却是在处事上最为老成的一个。不少人还记得永乐年，杨溥的所说作为，当时杨溥在官场上一路高歌，身为为太子洗马的杨溥兼礼部会试总考官，掌握天下学子入仕的大权.这喜坏了在石首高陵老家的弟弟杨浩和杨澄，他们觉得功名有望，学习便不如以前刻苦，学友们也来巴结他们，连县长县吏们的儿子也来攀交.希望与他们一道去参试，以取得便利。
乡试前，这些人出资邀二人到京城，要他们去了解今年考试的试题情况，二人到了哥哥家，杨溥高兴地招待弟弟.亲热间二人伺机说起今年考试题目之事，要哥哥透露给他们.杨溥听了勃然大怒，斥责他们没出息，要老实复习功课，不得玩花样.说无真才实学做了官也会祸国殃民，最终也害自已.何况泄题犯诛族之罪，难道你们不要命了吗!二人羞得无地自容，杨溥写了“高陵清气万古云“的条幅，交他们带回，照着省身练志.
永乐二十二年，杨溥出狱后提任翰林学士，入主内阁，宣德九年又兼礼部尚书.两个弟弟都因他十年冤狱的影响而早逝，二人的大儿子都已逾而立之年，屡次乡试不弟，二人商量只有上京找伯伯，请他给个一官半职的前程.到京后，杨溥想起他们的父亲早逝和贫苦的家境，不禁伤心落泪，二人因机假说是奉母亲之命，来求伯父，因愚侄不敏，加之地方考官不公，故科场无名，如今出头之法，只能靠伯父大人给吏部说句话，让孩儿们先做个六七品的事就行了，后决不忘图报伯父!杨溥听了摇头道，朝廷只能开科取士，特别任职要皇上恩赐，通过关系安排，属于不法，我不能为.即使杨旦来，也不例外.原来杨溥有五个儿子，四个已夭亡，杨旦是仅存的第二子.二人大失所望，便使出杀手锏，哭将起来，说伯父何不念骨肉之情，却以虚假的官腔推托，并举证说出县府官的儿子亲友被荐做官实例，甚至提到与杨溥同主内阁的杨士奇杨荣家事例，以为这下伯父无言可推了.但杨溥淳淳教导说，要正人先正已，要向好的看，再说当官真要为民必然劳累艰险，本是极苦差事，伯父的遭遇你们亲见，若不想自讨苦吃，则是想当患民享福之官，患人损名损德，有违家风世德，又何必呢?说罢他见二人仍犹豫，便断然写了“公权岂可为私行“的条幅赠与，并将俸银一千两交二人回家孝养母亲，安心务农.
宣德十年太皇太后因念杨溥为先帝牵连入狱，家中惘难，儿子仅存老二，便下旨先赐杨旦一个六品大理寺少卿，待将来迁用.杨旦上任后喜不自胜.常与公卿之子上街张扬，不勤公事，民众退避，以衙内之礼相待，杨溥觉察后，对他严词训诫.并订立了几条为官规则，主要不准欺压百姓.要以百姓为父母.并写了“好官须为孺子牛“的条幅，令他悬挂卧室作言行准则.杨旦在监督下开始勤奋工作谨言慎行，得到上下夸奖.早年，他的儿子从家乡（湖北）到京来看望他。杨溥问儿子：“你一路过来，可听说哪个守令好吗？”儿子回答说：儿从家乡来，路过江陵县，那个县的县令很不好.”杨溥问：“人们说了些什么？”儿子说：“就是对我的招待太马虎简单了，他是天台县的范理。”杨溥默默地记住了这个名字。不久就向皇帝推荐，将范理提升为德安府知府。范理上任以后，办了很多好事。这些正直操守上的事儿，时至今日京师还能听到有人说起，那些说书人也将这些事儿说给读书人听，告诫他们将来做了官，当以杨溥为榜样，其实许多官儿还知道，就在数月前，杨大人提议增添内阁人员的时候，王公公利用孩童英宗无知和陪伴之便，引诱他玩耍，并呈给玩物甜言密语取得宠信.持宠与杨溥分庭抗礼.弄得首辅他不上朝了，太皇太后知道后，将王打得皮开肉绽，并令他去杨府赔罪。王振怀恨在心，施小人狠毒之技，在杨溥儿子亲友身上做文章，碍于杨溥家门严厉，才没寻到半点把柄，恰逢当时云南地方官举起反旗，少数民族群起闹事，外面强敌如窜逃的蒙古部落也蠢蠢欲动，王振又盯住杨旦欲整垮杨溥独揽朝政.面临险恶局势，杨溥为顾全大局并带头示范精兵减政，断然决定送杨旦回乡务农.他以国家人民的大义劝导儿子，并写了诗和“良民谨记家风淳“的字幅给他，以示勉励教诲.王振寻不到半点漏洞，这事儿才就此作罢，可以说三杨当中，杨溥的才情固然不是最高的，但道德文章却是本朝最好的，而这也是为何，在一年前，王振能从杨士奇的子孙，杨荣自身寻到挫败他们的漏洞，唯独他没有，时至今日，他仍能左右内阁，与自身品德有莫大的关系，这一点不少官儿是心知肚明的，王山、王文等人说什么阴险狡诈，危害朝廷，不少官儿从骨子里根本不信，但此番情景下，他们也不好说什么，一旦反驳势必会被王朗等人视为杨溥同党，难免惹上了言官，比起得罪杨溥，他们更不愿意得
罪言官，这年头在朝中为官，谁能没一点道德上的瑕疵呢，而这帮言官不分轻重，不分真假，一窝蜂的上奏，纵然不至于丢官，也弄得你声名狼藉，这也是为何百官明知道王朗所说并非是真的，却懒得去反驳了。
”陈大人这话儿可就错了，杨大人若当真有这个本事，也不至于弄得朝廷几十万两银子都拿不出来，早年杨士奇当内阁首辅的时候，咱们的户部可是充盈得很，百姓安居乐业，咱们做官的更是俸禄月月有，年年有余盈的，如今可好，才让他做了一年的内阁首辅，天下就这个样子了，再让他折腾几年，怕是咱们连这点苏木胡椒都没有了，再说了，如今户部有没有银子你还不知么，若真没有银子，陈大人大可让侍卫打开太仓库，领着我们进去看个究竟，如今可好，太仓库也不让看，银子也不给，就弄了这点苏木胡椒糊弄我们，陈大人还说他不是狡诈之人。”王朗冷笑道，他是御史，言论上可以肆无忌惮，所以也不惧陈敬宗。
“太仓库乃本朝贮存赋税折银、籍没资财田产之所在，岂可轻易给人看的？”陈敬宗盯着王朗大声说道。
“是不敢给我们看吧？”王朗冷笑了声笑道。
“就是，这般遮遮掩掩的，这太仓库里八成是有银子的，杨溥此人阴险狡诈弄这点苏木胡椒就想糊弄我等，陈老大人我看你也是被骗了，还是随我等一同去午门，为天下百官讨个公道为好。
”一个不知名的小官拨开众人嚷着道。
陈敬宗目光如水，根本没理会说话的那官儿，迎着百官的目光一字一字的道：“诸位大人轻放心，老夫可以以人品作证，太仓库没有半分银子。”
“嘿嘿，陈大人这话儿可不能让人信服，天下人谁不知你与杨大人是好友，你这个祭酒的位置当初还是杨大人帮你说的话儿，你还能不帮着他说话么？”王朗冷笑了声道。
“可不是么，圣人可说了，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王文急忙附和了声。
百官也纷纷附和，气势比起先前还要高了几分。
陈敬宗微微皱了皱眉，道：“老夫这官儿的确是杨大人给提点了几句，可那算走的是正经出身，倒是王大人为官十几载，一直名声不显，为何这两年官职还升了呢？”
这话儿一问，算是说到了王朗的痛处，别看他此时此刻耀武扬威，那是仗着王振在身后，况且这事儿也是为王振办事，无论他闹得如何不可开交，也不至于丢了官职，所以才肆无忌惮，搁在往年，他可没这个胆子，不要说他是御史，就是他是左都御史，面对陈敬宗这等在士林之中威望极高的老臣也不敢如此咄咄逼人，此时被人当头询问，面上顿时抹不开，说到底他这官儿升起来靠的不是自己的真本事，没有王振他依旧是昔日那个畏畏缩缩的七品御史而已，人前人后都被人低看了一眼，但这事儿他知道归知道，被人这么当面说出来，其中的愤怒可想而知了，这位御史竟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读书人，面对如此愤怒当以本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优雅才对，恼羞成怒的他，竟胆大到破口大骂了声：“老匹夫，你找死！”舞起拳头就朝陈敬宗脸上打来，力道之重，速度之快不亚于那些当兵的将士。
陈敬宗做了将近三十年的文官，一直秉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礼仪，所以不曾料到对方竟当真会不顾斯文动手打人，吃惊之余，竟忘记了躲避。
“啪“的一声，王朗挥出去的拳头结结实实地打在了陈敬宗的脸上，虽说是读书人，但愤怒之下，力道倒也不小，陈敬宗一个踉跄，竟被这一拳头打得一个站立不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王朗挥舞的拳头不偏不奇，正好击中了陈敬宗的左侧脸颊上，也不知是中途力道偏斜了几分，还是文人不合适打架，原本打在脸上的拳头，竟有一半落在了左侧的鼻梁上，可怜的陈大人，一把年纪，被这一拳头打得昏头转向，顺着鼻梁留下的两股鲜红的血迹，宛如缺堤的河岸一般，汹涌了下来，顺着一把长须一滴一滴地低落了下来。
王朗一拳得手也是大吃了一惊，说到底他还是个文人，在这个凡事讲究理法的朝代，出仕的士人，不管个人品德如何，但是在公开场合，总要摆出“非礼弗视，非礼弗听，非礼弗言，非礼勿动”的样子。廷臣为了进谏皇帝，把头磕在地板上大出血的有之，甚至绝食上吊也有之。但很难想象当着皇帝之面动手打架，所以不管朝廷上彼此如何看不上眼，如何痛恨对方，那也是朝堂上的事，能让皇上听谁各凭本事，很少有人会当面动手打人，这也是为何前朝宰相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不合，仍能彼此相容，尽管王安石一再打击苏轼，那也是放在朝堂上，私底下，他对东坡的才学其实是深为赏识的，尤其是当他不在朝中的时候，曾称赞东坡所撰的《表忠观碑》，又曾兴致勃勃地次韵东坡在密州所写的“尖叉韵”雪诗。当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后，王安石从江宁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而同样的道理，朝堂之上苏轼对王安石掌权多有怨言，可在私底下两人仍旧是彼此欣赏，元丰七年七月，刚离开黄州贬所的东坡来到江宁府会晤了已经退居江宁八年的王安石。苏轼在江宁停留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东坡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叹赏，当即和之，并叹息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王安石甚至劝东坡卜宅钟山，与他结邻而居，所以东坡在赠诗中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一个月以后，东坡渡江北上，王安石送走东坡后，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
方有如此人物！”劫波度尽，恩怨尽泯，也许是前朝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到了本朝尽管文人风气不如前朝开放，但这点脸面还是很好的继承了下来，百年来从未发生过文人打架斗殴的事件，即便是当初奸臣胡惟庸对刘伯温多有不满，也只是在朝廷诸多限制，至于后来以毒药毒死刘伯温，明眼人都是知道，胡惟庸不过是奉太祖皇帝之命而已，从骨子上说，胡惟庸仍是一个地道的文人罢了。